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謝嵐
  上海男人什麼樣?
  小品中細聲細氣、小胳膊小腿、摳摳縮縮;還是像周立波一樣,“頭勢清爽”?
  趙有亮塑造的上海男性形象,是不同的。
  《孽債》中的沈若塵,善良、重感情、做事“上路”,笑容中總帶著溫柔和無奈。
  “這事你經歷過,我經歷過,他也經歷過。不講,也就長年在肚子里擱著,好比白天的半個月亮掛在白雲邊,誰也不留意。可一講,倒也讓人可笑可愛,有時還長吁短嘆,止不住眼淚在眼眶裡打轉轉。”一位電視界的老前輩說,“影視作品的很多情景是這樣的。”
  本期服務上海三十年,拜訪原國家話劇院院長趙有亮,聽他說說如何演繹上海男人,而曾經深入人心、生活氣息真實濃郁的“滬產電視劇”,又為何沉寂不見。
  重訪《孽債》“沈若塵”
  一聽是上海報社的記者,趙有亮沒二話,立馬答應了採訪。
  “你都不需要我詳細介紹‘服務上海三十年’這個欄摹奔欽吆悶嫻匚省�
  “只要和上海有關的事情,我都有興趣。阿拉是上海人麽。”他在電話里回答,好像他有一種爽朗的鄉愁,期待著上海來人和他說說上海。
  趙有亮有兩個身份,一是前國家話劇院院長,還有一個是演員。他接戲的原則,也和上海有關,“只要上海來的本子,我都想演。”
  兩部最有上海味道的電視劇,他都是男主角:《孽債》里的雜誌編輯沈若塵,《奪子戰爭》里的京劇琴師喬書銘。這兩部戲,曾掀起過驚人的收視率。
  尤其是改編自葉辛的同名小說、黃蜀芹執導的《孽債》,更因為觸碰一代上海知青的心中隱痛,拍攝真實細膩,成為影視劇領域中“上海製造”的精品。
  1970年代末,插隊雲南的上海知青大返城,但囿於當時政策:凡是已和當地人結婚、生子的知青不准回城,一些上海人不得不狠狠心,和雲南的妻子/丈夫離婚,把孩子也留在了西雙版納。
  光陰荏苒,到了1990年代中期,孩子長成了十四五歲的少年,來到上海找尋自己的親生父母。而此時,親生父母大多已在上海結婚生子,重組家庭。記憶中嗷嗷待哺的小嬰兒,突然變成了半大小子,出現在面前,他們如何面對當年被自己拋棄的孩子?孩子能不能得到渴望的愛?
  1995年,《孽債》播出,分滬語版和普通話版,轟動全國。據導演梁山(黃蜀芹為總導演——記者註)回憶,當時黃蜀芹讓他負責修改劇本,改好一部分就拿給打印社的阿姨打字,她們也被劇情吸引住了,一面打字一面催問,“下麵的內容出來了嗎?”
  《孽債》 生動地塑造了面對這一倫理難題的各色上海人:忠厚老實的電影放映員、精明市儈的總經理,善良軟弱的毛巾廠女工,仗義“痞氣”的個體戶……
  其中,趙有亮扮演的沈若塵,戲份最重。
  沈若塵約莫四十多歲,雜誌社編輯,戴著寬寬的方框眼鏡,頭髮有點長,眉心總是微微皺著,好似藏掖著深深的無奈和溫柔。做事體,斯斯文文,又“上路”。和傣族前妻所生的女兒美霞找上門來時,滿腹虧欠,又滿心歡喜。這樣一個“上海男人”,演繹出了背負孽債的人們的內心:愧疚、為難、如何選擇與擔當。
  5月下旬,記者來到北京,拜訪了定居於此的趙有亮。他也是“服務上海三十年”欄目進行大半年來,第一位不在上海的上海人。
  乍看上去,趙有亮一點不像沈若塵。祖籍山東的他,面容輪廓清晰,一口地道的京片子,有股北方人特有的爽直。但有意思的是,當我們聊了好一會兒,他走到戶外,在初夏熾熱的陽光下蹙起眉頭,眯起眼睛,溫和又似無奈地笑笑時,氣質頓時變了:還是活脫脫一個“沈若塵”。
  星期日周刊記者(以下簡稱星期日):趙老師,你在電話里說,對上海的感情很深,那現在,你和上海的聯繫是什麼呢?
  趙有亮:我來北京快40多年了。母親在世的時候,我年年回上海。母親去世後,去的就少了。
  星期日:那麼我邀請你閉上眼睛,想著上海,第一個浮現在你眼前的畫面是什麼?
  趙有亮(閉了閉眼,停了一會兒):石庫門,常德路那邊的石庫門。
  星期日:你在那裡幹嗎?
  趙有亮:玩、打彈子,無憂無慮,跟著同學,找他們一塊去上學。記得端午節我吃完粽子到同學家,挨家挨戶地再吃,很愉快。
  星期日:你祖籍山東,住在北京的時間比上海長多了,你覺得你是上海人嗎?
  趙有亮(迅速地回答):上海人!有人告訴我,網上說,最像上海人的上海人是趙有亮,我聽著挺高興的。那天你電話里說“服務上海三十年”,我後來感觸挺深的。我想我也可以說對上海有點貢獻,最起碼作為上海籍演員,拍了幾部反映上海人生活的電影電視,別人還記得。而且那麼多年來,也經常帶我們劇院的戲到上海來演出,上海人挺喜歡看。
  這些角色,主要是展現上海男人的情感狀態
  什麼是上海男人?
  如果在這座城市生活久了,多半會同意,真實的上海男人是很豐富的,“活絡”、“拎得清”、“會過日子”……這些詞語只是最淺表的形容。
  但另一方面,“上海男人”的形象卻又是很單調的。1980、90年代,全國人民對“上海男人”的印象,多半固守在春晚小品上:瘦精精的鞏漢林擼起袖管,捏著嗓子說“今朝燒了只小菜……”。2000年後,“頭勢清爽”的周立波似乎成了上海男人的形象代言。不過這兩年,他在全國越發紅,上海人反倒不太喜歡他了。為啥?吃相難看了。至於更早之前“香港製造”、周潤發扮演的“上海灘許文強”,恐怕誰也不會真的把他和上海人聯繫在一起。
  而趙有亮塑造的上海男人,是不同的。
  “趙有亮對我是有影響的。他在《孽債》、《奪子戰爭》 中演的都是這類男性:知識分子,溫柔、體貼,雖然話不多,但也有他的幽默。以前電視里沒有這種上海男人的形象,生活中也比較少。我家的鄰居當年最紅的都是個體戶、警察、外貿公司上班的人。”一位30歲出頭的上海男性觀眾回憶道,“這幾部電視劇播出的時候,是上海‘股瘋’的時代,是重商的時代,那麼沈若塵這種人怎麼辦呢?細膩,誠實,守原則,無奈又很吸引人。這個形象,讓我想起一個學音樂的舅舅,氣質和他很像,話少,有風度,家裡從小就說他不太會專營。”
  《孽債》 的許多場景是在弄堂里拍的。“居民都在搓麻將,當時給我的感覺挺驚訝的,上海人搓麻那麼厲害∮惺焙蟶羰翟諤罅耍闃譜櫓緩們腖峭R煌!!閉雜辛了怠E貿呈淺常低芬豢母芯躒詞恰簿病�
  星期日:“拍戲的時候感覺很安靜”,你說得很有意思。
  趙有亮:《孽債》20集,拍了兩三個月。現在拍電視劇,通常每天有規定的,必須拍掉七八頁(劇本),必須趕完。那會兒,每天當然有進度安排,但不趕時間,沒有說多少頁必須拍完。
  星期日:感覺有節奏,但又很放鬆?
  趙有亮:對,挺放鬆的,就沒有讓你趕過,沒有人催“快點快點”,也沒有像現在有時候拍到老晚。現在拍電視劇,大家都有檔期,給一個劇組的時間是有限的,今天這個要走,明天那個說要走,這樣一來,許多人就有種燥的感覺。咱們那時候沒有,沒有一個演員說“我只能給你15天”,都挺投入的,所以感覺到很安靜。那時候演戲也比較單純,哪有什麼助理啊?被別人伺候很彆扭的,當時都沒有,片酬也不高。
  星期日:那肯定有比片酬更吸引人的東西。
  趙有亮:拍《孽債》很舒服,要求很嚴格,但大家是一種探討的狀態,有創作氛圍。我很欣賞黃蜀芹導演,她創作很嚴謹,工作方式又特別講究,對各部門的要求很明確,但對人很尊重,願意和人商量——除了對她先生(鄭長符,《孽債》的美工——記者註),我們都覺得太嚴格了些(笑,搖搖頭)。黃導人也安靜,話不是很多,非常嚴肅的一個人,要引她笑好像不是那麼容易,要特別熟了以後。她的嚴肅不是嚇你,她本身就很正派,年輕人可能有點敬畏,實際上她是很能吸取意見的人。
  星期日:你是怎麼感受到這一點的?
  趙有亮:黃導能聽取意見,大家經常說,“能不能這樣試試看?”或者用幾個方法拍,最後看效果,有多種的選擇。不像現在一些劇組,燥得慌,趕著拍完。有一次,導演梁山給我導一場家裡的戲,我說,這樣演有點過了,沈若塵說話很溫和的。黃蜀芹通過監視器聽到了,說,梁山,趙老師說得不錯,就這麼拍。
  星期日:不是因為你是院長ㄕ雜辛�1990年出任中央實驗劇院院長,搞得有聲有色——記者註)
  趙有亮:嗨,當時沒人把我當領導,沒人刻意討好我,結交我,我也從來沒覺得自己是領導。演員之間的關係,不是親熱,就是一種很愉快的合作關係。
  星期日:當時黃蜀芹找你,一開始就讓你演沈若塵嗎?
  趙有亮:對。
  星期日:你當時好奇嗎?導演為什麼要找你演?
  趙有亮:不用問,我是上海籍的嘛,她基本上找的都是上海籍的演員。我看了本子,連忙把葉辛的小說也看了,一部感動人的作品,時代感比較強,社會背景是知青下鄉和返城,牽動著所有家庭的心,因為幾乎家家戶戶當時都有人插隊落戶,這樣的劇本就會比較厚重。再加上這裡邊許多情感關係也很動人,包括夫妻之間的情感,用什麼樣的世界觀來看這樣的倫理問題,等等。
  星期日:裡面角色那麼多,為什麼偏偏是你演沈若塵呢?
  趙有亮:沈若塵是編輯部的記者,是個讀書人,知識分子。黃導可能覺得我比較像知識分子。
  星期日:你演過的角色,都帶著知識分子的氣質,比如是瞿秋白(電視劇《秋白之死》)、醫生白天明(電視劇《故土》)、改革開放時期深圳市長(電影《你好,太平洋》)。而在《孽債》、《奪子戰爭》這兩部上海味道濃郁的電視連續劇中,男主人公雖然也算是知識分子,但終歸有些不一樣,有上海男人特有的味道。
  趙有亮:沈若塵這個角色,因為當時我給他的定位,不是有大學問的人,這肯定跟瞿秋白不一樣的,但在當時來講,也是有學問的。人很善良,對人有情感,重情義。對西雙版納的前妻、現在的妻子都有虧欠感,想起這個他會心痛。所以女兒美霞來了,他堅定不移對女兒好,也是對前妻的還債。他在工作中是很利索的,做事也蠻漂亮,但這個人物不是主要寫他工作狀態,而是寫他的情感狀態。
  星期日:那我可不可以說,沈若塵這個角色的貢獻,在於他展現了上海男人的“情”,而這在影視作品中是不多的。
  趙有亮:《孽債》、《奪子戰爭》這兩部片子,表現男主角內心感情上都比較真實細膩。沈若塵糾結擔憂,美霞來了,喚起了他對前妻深深的愧疚,同時他又覺得對不起梅雲清(沈現任妻子,嚴曉頻飾),怕她知道,這麼大的事體,隱瞞了她那麼多年。梅雲清曉得後,心裡難受,一下子接受不了美霞,擺臉色,沈若塵心疼女兒,但又不敢大聲地發怒。他有包袱,虧欠感、內疚,又看重感情,這是他的一條線。
  星期日:有觀眾說,“沈若塵”這樣的上海男人,熒幕上少見,生活中也少見,你怎麼看?
  趙有亮:這樣的人在我生活中好像也不少嘛。以前在上海讀書的時候,好多老師、同學的爸爸,都是這樣的。
  星期日:怎麼樣的?
  趙有亮:我覺得上海男人最大的特點是責任心強,對工作,對家庭,責任心都強。比如說《孽債》里的這些角色,雖然也有一些市儈的、勢利的、猥瑣的,但更多人很善良,重情義。當時觀眾都覺得《孽債》的人物很真實。
  星期日:你演的這幾部電視劇,我都在網上看過了,《孽債》更吸引我。因為我看到了人的那種為難。而為難,就像你剛纔說的,可以展現人非常細膩、豐富的內心,而且它還關係到人的選擇。在這個意義上,《孽債》有一定的超越性,是很多文藝作品探討的主題。
  趙有亮:對,你說得非常對。沈若塵這個角色就是講了他的為難和選擇。薩特的許多戲劇作品,像《死無葬身之地》,一部非常有名的戲,探討的就是生存和選擇。我們這個年代的人,許多就是在這樣的為難和蹉跎中過去了。
  星期日:這次來北京,除了你,我還拜訪了電視界的另一位前輩陳漢元,他策划過《北京人在紐約》、《蒼天在上》等電視劇。我問他,他為什麼要拍電視劇,他和我說:“影視作品的很多情景是這樣的:這事你經歷過,我經歷過,他也經歷過。不講,也就長年在肚子里擱著,好比白天的半個月亮掛在白雲邊,誰也不留意。可一講,倒也讓人可笑可愛,有時還長吁短嘆,止不住眼淚在眼眶裡打轉轉。”我想,這是不是你對上海的“服務”?
  趙有亮:謝謝。我覺得當演員是個很幸福的職業(說到這裡,抬起頭,眼睛發亮),除了可以體驗不同的人生,還要“被迫”看許多的書。一九八幾年拍《秋白之死》,是怎麼找到感覺的呢?讀了大量的書,後來讀到丁玲的回憶錄,說瞿秋白是一個思想當中經常發生矛盾的人,但是一旦想通以後,他又是個很犟的人。這句話,一下子讓我找到了人物的感覺。當演員能夠讀書,從不同的人物、時代、人物關係中學到很多東西,這點很幸福。其實演戲不像人家說得那麼複雜,我個人領會,塑造一個人物,就是在特定的規定情景下去真實地生活,就可以了,不要刻意表演。
  星期日:怎麼去“真實地生活”呢?
  趙有亮:就是儘量去想像一個角色是怎麼生活的。比如沈若塵,他出生在什麼家庭?家裡有沒有兄弟姐妹?喜歡傣族前妻,是為什麼?把這些思考得比較清楚。回城以後碰到了梅雲清,戀愛上了,又帶著以前的包袱,這麼多年可能想說又不敢說,這種心理狀態下,人是什麼樣的,等等等等。這也是多年下來的感覺,不論興奮、悲傷、激動……不要“大演”。你想想,家裡去世了一個人,走在馬路上能看出來這家剛死了爸爸嗎?你看不到,但在某種特定環境下,那種悲傷、痛苦就可能出來了。
  陪伴少年的,是一個接一個的電影周
  趙有亮扮演的“上海男人”,讓上海人感到既親切又新鮮。
  那麼,這樣的形象,是從哪兒來的?
  這個問題,趙有亮聽了一愣:“我印象中的上海人就是這樣的啊,我覺得上海男人最大的特點是有責任感,對事業和家庭都有責任感。以前的老師、同學爸爸,很多都是這樣的。”
  想了一會兒,又道,“可能和我小時候看過的電影,也是有些關係的。”
  趙有亮很小的時候,父親就去世了,母親帶著七個小孩,日子過得不容易。“兄弟幾個吃飯,像搶一樣。”趙有亮說。
  但因為在上海,除了搶一樣吃飯、吃好飯去弄堂里和同學打彈子,生活到底還是有些不同的。
  父親生前的同事,有個白俄音樂家朋友,兩個哥哥就開始跟著他學大提琴、小提琴。而趙有亮上了初中後,喜歡上了看電影。
  “突然就有了興趣,經常去看電影,有時候還逃課。當時(1950年代)的電影比現在好得多,經常有一個接一個電影周,比如印度電影周、蘇聯電影周、法國電影周。票價也很便宜,兩三毛錢一張,大部分家庭都看得起。”
  初中的趙有亮,身材勻稱,面容清秀,卻口吃。“那時候也不孤單,愛玩,但我總覺得自己像殘疾人似的,一說話,我臉就紅,所以小時候,話很少,但在電影院里就充滿想象力,心裡被感動。”
  蘇聯演員斯特裡席諾夫是他的偶像。“他不單單演過《牛虻》,還演過許多非常棒的電影。他演過一部俄國和印度的合拍片《三海旅行》,大鬍子,到印度去,邊周游邊解決各種難題。電影內容我都忘了,但主人公的形象,忘不了,瀟灑、仗義、慷慨、自己很窮都要幫助人,心地特別善良——真是帥!”
  1950年代初上映的法國電影《沒有留下地址》 也給趙有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意思的是,在這部電影的男主角身上,甚至能看到一些日後趙有亮塑造的上海男人的影子。
  影片講述了一位姑娘喜歡上了一個多情男人。熟料,發現姑娘懷孕後,男人留了個假地址,溜之大吉。姑娘生下小孩後,雇了輛出租車,拿著地址,滿巴黎地找孩子他爸。
  “電影的男主角就是那個出租車司機,”趙有亮說道,“中年人,長相普通,小禿頭,幫著姑娘找孩子爸爸。他很善良,含蓄,也幽默。當時看了,感動得不得了。”
  “還有意大利電影《她在黑夜中》,講一個妓女,孤獨,善良。日本電影《箱根風雲錄》,當時特別打動我。現在內容真忘了,但是對每個人的印象很深,長在我腦子裡了,始終能記住。”
  星期日:趙老師,當你回憶這些電影的時候,我想了想現在電影院放的電影。誠實地說,你那時候看到電影,種類比現在豐富,品味也好。現在差不多只剩下了“國產大片”、好萊塢大片,想在普通的電影院隨時看到一場法國電影,真不太容易。我印象中,只有六月份的上海電影節,可以看到一些世界各國的影片,票子還不容易買。
  趙有亮:對,我記得當時很多國家的電影都有。現在我才知道,好多當時看過的影片,是法國新浪潮電影。
  星期日:呵呵,真摩登。你那時候的精神生活是很豐富的。
  趙有亮:挺豐富的。看看電影,聽廣播,聽音樂。聽音樂的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。
  星期日:第一次給你打電話時,你就說,你對上海的感情很深。我一直在想,你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,究竟發生了什麼,讓你對這座城市有著深厚的感情,這種感情從何而來。現在我猜,也許答案就在這些你看過的這些電影,聽的這些音樂。
  趙有亮:你不問,我倒也沒想過,但我知道我喜歡上海什麼,她是非常有文化內涵的城市。
  星期日:你是一個住在石庫門、家境普通的少年,但同樣可以享受到這個城市的文化。
  趙有亮:是的。那時文化生活和現在不太一樣,不像現在那麼刻意,好像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。那些電影,是一種無形的熏陶,我心裡朦朦朧朧有個感覺,想成為那樣的人。  (原標題:安安靜靜演出來的上海男人,是什麼樣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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